传统书院的现代命运与儒家文明的衰微

科举考试从官制上确定了儒家经史的地位，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强化了儒家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而在历史上真正能够推动儒学的发展和真正体现儒家精神的，不是官学与科举，而是民间书院。

传统的民间书院历史悠久，特别是在宋明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宋明诸大儒及其学派的形成，无不与书院的创立与讲习联在一起，而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更是对于后世书院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代以后，官方开始强化对于民间书院的控制，同时科举对于书院教育的影响也日益加深，许多书院实际上成为了以科举为业的官学的一部分。但是，书院及其独特的教育理念与精神并没有成为历史，相反，进入近代以后它又一次在社会变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许多地方书院这种古老的形式都成为传播西学的场所与媒介，其中尤以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所创办的广东广雅书院、湖北两湖书院和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所创办的广州万木草堂书院最具有代表性。

形式总是由内容决定的。把西学引进传统的书院，西学本身那种分科发展的专门化特点，也必然引起传统书院之教育形式和教育理念的改变，实际上也客观地促成传统书院向新式学堂的转变。就专门化的训练和专业人才的培养而言，新式的学堂较之传统的书院当然有其优胜之处。当时出现的一些专科书院，如浙江瑞安学计馆、湖南浏阳算学馆、陕西游艺学塾等，与其说是体现了书院的发展，不如说是体现了书院的衰亡。教育一旦走向以传播知识为职责，传统书院的衰亡之日也就不远了。

废除科举与变书院为学堂，是全面引进西方教育体制的重要标志。三四十年代，传统书院曾一度表现出复兴之势，例如四川马一浮主办的复性书院、梁漱溟主办的勉仁书院，云南张君劢主办的民族文化书院，都曾经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与专业化的学校教育的主导地位相比，此种影响基本上不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西汉中叶确立的以经术造士和明经取士制度，不但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即士阶层儒家化，而且使儒家出身的知识分子成为官僚集团的主体。因此以经术造士和明经取士在儒家文明形成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汉以后中国的教育和选举制度虽有变化，但以儒家经典作为教育士子的主要教材和以对儒家经典掌握程度作为选拔官吏标准这两个基本点始终未变。在统治者和儒家看来，“经所以经世”，士子只有学好儒家经典，才算有了经世济民的真才实学；只有将真正把握儒家经典的根本精神的士人选拔上来，才能治理好国家。科举制，特别是八股取士制度之所以在明清两朝不断遭到儒家学者的批判，甚至在明洪武年间和清康熙年间两度被废止，就在于它不能真正体现以儒家经典造就士子和将真正把握了儒家经典中治国安民之道的士人选拔出来的原则。但是清末科举的废止却与此不同，不管其倡导者的主观意图如何，废止科举的结果不是将中国教育拉回到以经术取士的轨道，而是在中国建立起近代的教育体制。随着近代教育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知识分子又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演变——由传统儒者向具有近代人文思想和专业知识的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转化。